唐代作为中华历史中高度多元化的时代，与周边民族的互动主要依赖贡纳、封赐和羁绊机制来维持。在边疆地带，唐廷设立了超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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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的羁绊行政单位，并分发大量官位，对外来民族表现出友好态度，许多外族人士因此进入中央机构任职。

区分本土与外来的概念古已有之。先秦文献《尚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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禹贡》以禹的名义将地域划为九州，将世界视为以本土为中心、外围环绕四方的格局，并视本土习俗为优越，应向外传播。秦汉统一后，各地差异融入华夏体系，判断标准更侧重习俗层面，如《春秋》所述，若诸侯采用外来礼仪则视为外来，若融入本土则视为本土。隋唐早期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族群融合，类似情况再现，唐代多元习俗由此兴起。

但到唐玄宗晚期，随着土地分配和军队征募制度的崩坏，以及北方和西部族群向南迁移加速，在新征兵体系下，边防士兵多由当地外族担任，这为安禄山、史思明势力的壮大埋下隐患。叛乱爆发并逐步平定后，唐士大夫阶层开始反思。由于叛军多外族出身，区分本土与外来的讨论渐趋活跃，典型表现为唐代古文复兴。

相比其他文士，韩愈的表达更直接。他推动古文复兴，鼓励士人回归先秦寻求灵感，复拾诸侯争霸时期的尊王排外口号。从唐中期起，文坛无论古文复兴、新乐府复兴或韩孟诗派，都突出尊王排外和区分本土与外来的理念。这种复古倾向实质上是唐文士对外族和外部风习的警戒，这种警戒逐步扩展。

唐宪宗元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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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陇西地方官杜英奇上书建议迎佛骨以求太平，信佛的宪宗同意。朝廷派韩愈为副使，从贵族到民众争相捐献，此事激怒韩愈。他上书《谏迎佛骨表》，视佛教为外来教义，应彻底排斥。反对佛教是韩愈尊王排外的延伸，源于对所有外来习俗的警惕，尤其迎佛骨对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。

类似陈黯，持相同看法的唐人不少。程晏在《内夷檄》中主张按是否接受仁义忠信原则来分辨。这些观点比狭隘区分更合理，但本质仍为划分，只将标准从血统转向习俗。后来南宋时，金国儒生郝经在著作中写道，若能用士并行本土之道，即为本土主宰，从习俗层面强调金朝的本土属性和合法性。两宋继承晚唐狭隘区分，从血统强调宋在世界秩序的核心。但宋与辽、金、夏、大理、安南等并立天子，签订和约，传统以本土为中心的秩序成虚设，直至明朝朱棣即位，通过永乐阅兵和郑和航行重建贡纳体系。

两宋虚弱，无法维持汉唐以来本土上国地位，与内部军备松弛相关。唐中后期，从安史叛乱到地方军阀割据，再到五代更迭，这些变动多由武士引发，甚至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上位。为防后代重蹈，他推行文职优先于武职的政策，渐成祖制并强化。

但因忌惮武将，中央军权由皇帝交宦官掌控，后期形成中央军与宦官利益交织的政治集团。对朝臣而言，无论对外镇外族的警惕或对宦官专权的反感，都转向抑制武士。但在中央与割据对抗中，除唐宪宗和唐武宗短暂胜出，大多时中央无力应对。

作为西魏、北周及隋唐创立者，关陇集团特征为文武不分、将相兼备。唐初多宰相有领兵经验，这种文武并重将唐影响扩展至葱岭外、咸海和呼罗珊。但晚唐文武分离、文职优先的风气，导致宋军从起始战斗力弱、武将消极，甚至无力对西夏。